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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在康熙面前的这两封奏折都来自福建，为的是同一件事，何时发兵攻取台湾。

先前他让提督施琅发兵到铜山，日夜操练，择时进攻。施琅的回复是，欲待南风进时取澎湖，即两月内必发兵。

哪知总督姚启圣不赞同，便趁着送端午节礼的机会，向他上奏折，陈述南风不宜发兵的理由。

其一，澎台南风澳只有一处。朝廷船艘众多，只一个港湾不够停靠。

其二，即便能拿下澎湖，也不能逆风立取台湾，需要用重兵镇守此地。但此时正值台风季，军需粮食运转艰难。

其三，贼中郑军万余精兵固守澎湖，早有准备，并且禁港四月不通船只。①

姚启圣似乎怕自己沾上独揽专断的名声，还在奏折末尾特意注明，他是和同僚商议过，都认为十月乘北风分道进兵更好，到时将士一心拼死血战，必能取澎台以报国恩。

康熙看到那三个理由时，已经有些认同姚启圣的观点了，遂批复同意，放在一旁，打算等录档后就发出去。

他以为这桩事算了结了，谁料翻开的下一本就是施琅的奏折，而且从内容上来看，施琅似乎提前洞悉了姚启圣奏疏的内容，知晓对他不利，故特意赶了一封，加急送到京城。

还未详阅奏疏内容，康熙对施琅已然有了不喜之意，认为他苟且妄奏，行事不端。

但事关台湾，干系重大

，不能全凭喜好行事，他喝了口茶，又重新拿起那封奏折细看。

施琅在奏疏里说，他和总督的南北风争议已经闹得全省士庶皆知，再三向康熙陈述南风进剿的有利之处，后又称自己年迈，此时六十有二尚能报国，若再拖延，血气衰减，恐怕是有心无力，况且朝廷也无人担负起重任。

看到这，康熙眯起狭长的眸子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将要发怒的征兆。

康熙觉得施琅的奏折里隐隐有一股威胁之意，朝廷只他一个水师大将堪用，后继无人，所以这发兵之事最全权交予它，否则大业难成。

在奏疏的最后，施琅又说姚启圣忠心可鉴、灭贼报国之心实切，但错在生长北方，不熟水务，登船之时呕吐不止、身体维艰，且怯弱多疑，将海上风浪视为畏途，多次徘徊不进，耽误大业。②

看到这段，康熙起初有些怒意，以为他在构陷总督，但冷静下来觉得他说得亦有些道理。

只是他此刻对施琅印象不佳，怕做出的决断偏颇不合理，便又叫魏珠去请李光地和明珠来相商。

等待的空当儿，康熙重新拿了一封奏折，是广西候补布政使崔维雅的，他此番进献了两本书，叫《河防刍议》和《两河治略》，并指出现任河道总督靳辅的治河方案不对，想要前往今年决堤的萧家渡决口治河。

康熙想起吏部每年送来的考评，崔维雅此人曾有过治河经验，成

效斐然，便批复了“可”。

至于靳辅，他认为那人还是有些治河才能的。

康熙十七年，靳辅只花了九万两就修好了高邮湖的西堤，而工部当时预估的是五十七万两。

康熙十八年，靳辅治理黄、淮交汇之处的运口，致使“重运过淮，扬帆直上，也如履平地”。③

思及此，他又在崔维雅的奏折加了一句，“治河不在空言，而在实行。未可轻言河工之易也，修筑堤堰，岂容稍忽。”④

再下一封是科道官上的，弹劾河道总督靳辅，认为他治河多年却无功绩，耗费库银众多，应革除其职务，并应对今年决堤的萧家渡、徐家湾等决口进行赔修。

康熙的神色一下就变得古怪起来，甚至开始怀疑科道官和崔维雅是否提前商量过。先将靳辅扳倒，再把崔维雅送到河道总督这个位置？

毕竟那个位置确实有利可图，朝廷每年拨于河道治理的费用高达百万两白银。

他捋了捋这科道官和崔维雅的亲戚师友关系，并未有重合之处，且崔维雅此人先前在浙江、河南等地任职，与京官少有交际，才暂时摒弃二人相互勾结的念头。

他开始认真思考科道官参奏的事，的确今年河道泛滥成灾，黄河先是在宿迁的徐家湾决口，后又在萧家渡决口，造成的损失极大，引得朝野争议纷纷。